欧阳文章: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与中国直销发展

　　（三） 10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后四十年必须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今天，进入现代化的“下半场”，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环顾全球，曾经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少，但真正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但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四）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20世纪以来中国决定现代化命运的第三次重要抉择。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我们党总体战略布局中提出，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8个“加快”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五）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否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驱之不散，重速度轻效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财富增长轻民生投入的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特别是当前，转变的步伐更明显落后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
　　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每一个具体的转变，都要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问题，甚至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加快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二、直销行业要充分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然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命运的重要抉择，直销行业就应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加快经济方式的重要指示，充分认识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的基本道理。
　　（一）直销行业要深刻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和基本路径。
　　直销行业要充分认识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是中国直销行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的基本道理，首先要深刻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意义、方针政策和基本路径。
　　1、重大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重大战略
　　中国经济保持一定增速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调结构。去年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将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头戏。
　　去年中国经济出现“V”型翻转，全年“保八”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经济结构调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而就在一年前，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各国猝不及防之际，抵御危机、制止衰退成为头等大事。中国在推出4万亿一揽子振兴规划的同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总目标。在抗危机中坚持改革，在提振经济中调整结构，无异于在一艘巨轮在抵御风暴中调整发动机，中国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对此，当时许多业内外人士表示怀疑。时隔一年多，在我们盘点2009年成绩时，可以看到不仅经济总体走势已经企稳回升，而且结构调整也在稳步推进，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早在去年3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东莞考察时就敏锐地指出，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几个月后，警告变成现实。曾经因“东莞一堵车，世界就缺货”而引以为豪的东莞，成为“金融风暴”登陆中国的“第一站”。痛下决心，调整结构，东莞市毫不含糊，提出了“忍住暂时的阵痛，忍住暂时速度的放缓，忍住暂时收入的减少，忍住社会的非议”。这四个“忍”字表达了结构调整的坚定决心。当前，东莞经济企稳回升，产业优化好转。去年前10个月，东莞市实现生产总值3066.21亿元，同比增长3.8％，出口总额445.2亿美元，下降20.4％，降幅比年初收窄3.8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落后生产力是“危”，对先进生产力是“机”；对传统发展模式是“危”，对科学发展模式是“机”。当危机的冲击波伴随着油价的巨幅波动袭来时，辽宁盘锦这个资源型城市为他们几年前开始的产业转型而庆幸，也由此看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前景和抗风险性。石油是盘锦市最大的资源优势。但是“因油而生”的城市所固有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十分单一的劣势，成为无法回避的近忧远虑。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路在何方？盘锦市提出“不靠油又不弃油”的转型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石化产业，努力延长石油产业链，另一方面积极尝试向石油产业链的上游拓展，打造全国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目前，盘锦石油装备制造基地聚集了150多家石油装备制造和服务企业，全国首台超低温钻机顶部驱动装置、全国单车最大车载式连续油管作业机、世界上最大的陆地钻机成套中心。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多带有“盘锦创造”标签的装备产品出现在国际市场上。
　　进入企稳回升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经济大幅下滑趋势得到抑制并转入企稳回升通道后，一些固有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现凸显，结构调整任务由此更加繁重。瞄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当务之急。就目前来看，要做好四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是在调整消费结构中，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推动最终消费。 消费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未来预期，因此，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通过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强廉租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让城市广大中低收入者安居乐业。为了扩大农村消费，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将进一步实施，如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工作，家电和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加大农村危房改造支持力度。
　　二是在调整城乡结构中，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动力，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有利于释放资源、土地方面的压力，也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三是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把握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一方面抑制过剩产能，一方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全球将进入一个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时期：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我国正抓紧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支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第三代移动通信、三网融合等产业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落实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召开前夕，首次提出“碳减排目标”，即将在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中国能否实现“减排承诺”，调整产业结构是治本之道。由于重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使得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减排压力。钢铁、水泥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制约。当前，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明年我国将继续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