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斥支付宝长不大 总裁邵晓峰被秒杀

调用彭蕾，马云对支付宝的危机感可想而知。但是，从做集团的“大管家”转为管理支付宝这样专业性很高的子公司，对彭蕾来讲考验巨大。

“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你要耐心一点，要有节奏一点’。因为我很急，我就是恨不得一夜之间所有的业务流程都会非常顺畅。”彭蕾给人的印象是快人快语，同时又具备江浙人的精明和细致。

“支付宝下一步的发展，一定是内部组织结构、能力以及人才的全面提升，这是我的一个重要任务，要为支付宝下阶段的发展做准备。”4月末，彭蕾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支付宝在前些年，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小孩’，它更多的只是工具，是一个比较后台的定位。但未来支付宝的空间绝对不仅仅在于此。”

影子监管

开拓发展空间的同时，是刻不容缓的规范压力。

2010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在未来五年内继续向支付宝投资50亿元人民币。几乎与此同时，央行“超级网银”即将上线的消息传遍市场。一时间，坊间各种联想与猜测纷起：央行要收支付宝？银联要收支付宝？而马云曾放出的那句“随时把支付宝献给国家”之豪语更让市场加重了坏的预期。50亿元的巨额投资行动，被外界或者解读为“政治表态”，或者理解为埋伏着未来商业谈判的筹码—“即使奉献，也要做大，为了搏个好价钱”……

彭蕾对此的反应颇为委屈，“这只是巧合”。据悉，支付宝为此已经挨了监管单位的批评。而本刊记者从监管机构和同业获得的种种信息表明，迟迟不推出监管规范的央行，不大可能用“国进民退”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这个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行业妄下重手。相反，尽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目前发牌无望，但相关牌照确在拟议之中，而且只要发牌，目前市场份额最大的支付宝就是首选（详见辅文“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对外发布向社会征求意见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办法》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个人之间提供电子支付指令交换和计算的法人组织”列入监管范围，直指包括支付宝在内的所有第三方支付企业。

但是，这套基本监管框架至今未有定稿。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准入资格、申请审批流程、业务经营范围以及外部监管机制等等问题仍无章可循、悬而未决。

正是在这种“无监管”的状态下，支付宝的“个头”一年年迅速长大。到2008年1月，邵晓锋开始执掌支付宝。邵在公司的武侠花名叫“郭靖”。人如其名，他确有着很忠厚的外表。刚结识马云时，他的身份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一支队队长。2005年，邵加入阿里巴巴集团，担任网络安全部总监。

有公司内部人评价说，邵出于自身背景的影响，确实对支付宝业务的复杂性与安全性考虑很充分；但他也陷入了过犹不及的错误—当公司规模不断做大，对前方存在的安全风险和政策风险过分揣摩，从而演变为一种过度的心理负担。

“央行如一位沉默的监管者。他在审时度势，判断价值点和未来趋势，太早进来，很可能扼杀这个行业的价值。”一位业内专家这样对本刊记者形容，“这种类似于影子一样的监管，是慎重而明智的。”

这种无形的影子监管，威慑力甚至超出了有形的监管。在内部风险管控上，邵晓锋的支付宝团队，参照银行的管理和风险控制标准，刻意打造一套比银行更为苛刻的管理机制：资金的流入流出由两个不同的团队负责，进行业务操作必须经过三级授权，此外还从2009 年起实施“刀片管理系统”—工作人员有两台电脑，互联网跟后台管理业务进行了分割。

支付宝合规部经理祖祖对本刊记者表示，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支付宝而言并非意味着套上绳索，而是“松绑”。对所谓的“国进民退”收编风险，支付宝内部并未表露出太多担心。

五年来处于“影子监管”之下的支付宝最重要的一条发展经验就是采取开放和透明的策略来消除各方怀疑，以求自我保护。 “我们就是要让全社会和央行都了解支付宝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彭蕾的一席话，亦可反观此前公司在无形监管之下，曾经背负的压力。